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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个人觉得，从宽泛的文化意义上而言，同理心的积极作用似乎大于其消极的一面，但它也很容易滑向“自我的一种刻奇”：试想，某人时刻告诫自己应该成为一个敏感于他人苦难的人，以至于在实践过程中忽略了真正需要帮助的那一方，而只看到了一个让他自己感到满意的结果（比如，我认为我在他最需要安慰的时候给予了他及时的帮助）。从表面上看，他似乎的确完成了同理心的建构行为，殊不知，他实际上根本没有触及到对方痛苦的根源所在。
从神经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当一个人说“我的牙很痛”的时候，他所指涉的“痛”可能并非你理解的内在经验中的那种“痛”，也就是说，你并没有理解他的痛苦。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反思对于同理心的认定：人类作为如此自以为是的物种，也许在很多时候，其认为的同理心行为只是某种自我安慰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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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认识一个叫史蒂文的家伙，他总自称是一个“共情者”（empath）。事实上，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我经常和艺术家、演员以及性少数群体打交道，他们读过大量的自助类书籍；在这些圈子里，人们时常视自己为共情者。但是当我想到共情那被人误解的本质，以及它是如何在我们的文化中被过分夸大时，我总是会想到史蒂文。
史蒂文是个善良、热心、人际关系广阔的人。他洞察力敏锐，对周围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很着迷。他热衷于散播善意的八卦，总是知道谁在受苦，哪些朋友在吵架，谁要和谁勾搭上了。如果一对多年伴侣打算离婚，他一定是第一个知道的。如果有人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或是拿到了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他一定是第一个出现替他们庆祝的。
有时候，史蒂文的情感直觉让我觉得他是个超人。有一次，我在一场拥挤的聚会上喝醉了，正在痛哭流涕，他安慰了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那一刻让我体会到了被爱和被保护的感觉。那时候我们几乎不认识对方，但他清楚地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平复我的情绪。
在其他时候，史蒂文的同理心似乎是一种保护性的表象。通常，他很善于读懂别人的心思，但是当别人看起来不舒服或者不想配合他做他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很难做到尊重这种想法。他会把朋友们对他坦承的所有私人信息告诉其他人——不管其内容有多么令人尴尬或者多么糟糕。有一次，我告诉他有个男人一直在街上跟踪、骚扰我，史蒂文变得非常痛苦，我不得不反过来安慰他。
他过度的同理心有时候会把我们彼此推开，而不是帮助我们紧密相连。
感受别人的情绪并不会天然地让你成为一个好人。
我们的文化对共情的力量过于痴迷了。每当有*客剥夺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的权利时，左翼人士就会公开谴责他们缺乏同理心。当仇恨团体发起攻击，并且喷吐尖酸刻薄的话语时，他们明显缺乏同理心这点就会被认为是罪恶的根源。就连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有关同理心的对话。人们似乎认为，最紧迫的问题在于亿万富翁缺乏爱心，而不在于让他们成为亿万富翁的权力体系和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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