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艳芬,大理大学护理学院；尹可丽,云南师范大学；罗鸣春,云南民族大学；王剑华,大理大学基础医学院。通讯作者:付艳芬。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边疆少数民族心理和谐研究(11BMZ)
目的了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汉族青少年人格障碍情况。方法采用人格诊断问卷(PDQ－4+)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11所中学、中专和职中的例学生进行调查。结果(1)青少年12种人格障碍亚型的阳性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检出率最高的是强迫型(40.5%，/)，最低的是偏执型(6.9%，69/)。(2)不同性别青少年在分裂样型、分裂型、反社会型、边缘型、回避型、依赖型、抑郁型分量表得分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农村与城市青少年在回避型、抑郁型、强迫型、被动攻击型分量表得分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青少年在自恋型、回避型、反社会型、抑郁型分量表得分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不同年龄的汉族青少年在偏执型和自恋型分量表得分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5)母亲不同文化程度的青少年在自恋型、回避型、抑郁型、偏执型、边缘型、表演型、强迫型分量表得分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汉族青少年存在一定的人格障碍问题。
人格障碍；青少年；民族地区；人格诊断问卷
人格障碍是指人格特征显著偏离正常，使患者形成了特有的行为模式，导致对环境适应不良，明显影响其社会和职业功能，或者患者自己感到精神痛苦，这种障碍通常开始于童年或青少年期，并一直持续到成年或终生。进入21世纪，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如网络的普及)、素质教育和个性化教育的发展、升学压力、家庭教养方式变化以及社会转型等新因素的影响，我国青少年的人格发展正受到各种新因素的巨大影响。故本研究拟通过人格诊断问卷(PDQ－4+)对云南省边疆民族地区汉族青少年进行抽样调查，旨在了解民族地区汉族青少年的人格障碍情况，并为边疆汉族青少年人格培养提供参考。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研究时间为年7月—年9月，本研究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的普通中学、中专或职业中学进行分层整群抽样，从不同年级以班级为单位选择例学生，剔除回答不完整、重要信息不全等无效问卷后获有效样本例。其中男例，女例，性别信息不详15例；农村生源例，城市生源例，城乡信息不详16例；平均年龄为(17.61±1.11)岁。
1.2研究方法采用PDQ－4+作为调查工具，该问卷包括个条目，用其测评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IV)阐明的12种人格障碍类型。该问卷经国内外普遍使用，认为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对人格障碍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中度的特异性。
1.3质量控制方法测试前，调查员向被试说明量表的填写方法，然后由他们自己独立地进行自我评定。问卷采用匿名方式，保证真实反映情况。调查结束后，剔除回答不完整、重要信息不全等无效问卷68份。采用Epidata3.1建立数据库，双人录入核对，最大限度地减少录入时出现的偏差。
1.4统计学方法本研究的数据收集工作由三个调查组在11所中学、中专或中等职业学校协作完成。数据统计分析采用SPSS15.0统计软件，计数资料以率表示，计量资料以(xˉ±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u检验、方差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青少年因子分析结果采用主成分分析及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对例青少年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了三个因子，它们的方差累计贡献率为59.60%。选取正交旋转后在各因子上负荷≥0.4的显著相关项目，见表1。
2.2边疆民族地区汉族青少年PDQ－4+得分情况及与常模比较PDQ－4+12个分量表评分及总量表评分与普通人群常模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PDQ－4+各亚型的阳性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91，P＜0.01)，最高的是强迫型，为40.5%(/)；其次为表演型，为37.0%(/)，最低的是偏执型，为6.9%(69/)。见表2。
2.3边疆民族地区不同性别、城乡的汉族青少年PDQ－4+得分比较男女在分裂样型、分裂型、反社会型、边缘型、回避型、依赖型、抑郁型分量表得分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来自农村的学生和城市的学生在回避型、抑郁型、强迫型、被动攻击型分量表得分差异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边疆民族地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汉族青少年PDQ－4+得分比较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PDQ－4+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自恋型、回避型、反社会型、抑郁型分量表得分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5边疆民族地区不同年龄的汉族青少年PDQ－4+得分比较除偏执型和自恋型两个分量表得分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外，其他10个分量表得分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
2.6边疆民族地区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结构、父母文化程度的汉族青少年PDQ－4+得分比较母亲不同文化程度在自恋型、回避型、抑郁型、偏执型、边缘型、表演型、强迫型分量表得分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父亲不同文化程度在被动攻击型、抑郁型分量表得分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5)。其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6。
3讨论
3.1调查的有效性本研究中使用的PDQ－4+为国内外研究人格障碍的常用工具。杨蕴萍等初步制订了国内常模，重测信度为0.50～0.80，分半信度为0.50～0.93，Cronbachα系数为0.56～0.78；12个分量表在3个公因子上负荷分布与理论上的三个分群近似，以总分计算，PDQ－4+对人格障碍的诊断有较高的灵敏度和较低的特异度，适合作为筛查量表使用。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经过因子分析得出3个因子，表明PDQ－4+人格障碍分型可被分为三大类群，与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研究用第3版(DSM－III－R)的理论构想一致，说明PDQ－4+的结构效度较高。但与Yang等提取到四个因子，杨蕴萍等、傅文青等、于宏华、李江雪、张天宏等、张红等提取的三个因子相比在某些分型的归属上不尽一致，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研究的样本来源、样本数量和样本层次不同所致。
3.2人格障碍的阳性检出率本研究结果显示，阳性检出率前两位的是强迫型(40.5%)和表演型(37.0%)，最低的是偏执型(6.9%)；与傅文青等研究结果中最高的是强迫型(45.4%)，其次为回避型(29.4%)，最低的是反社会型(8.1%)不同。与凌辉等的研究最高为表演型(27.6%)，其次为强迫型，最低为分裂样型(1.2%)也有所差别。与刘邦惠等、付文青等、陈燕芬等、曹文胜等的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究其原因是:(1)国内未见针对年龄阶段的阳性率划界标准，故我们采用了原量表人格障碍亚型的美国阳性率划界标准；(2)本研究中被调查者均为在校中学生、中专和职业中学学生，而非大学生、劳教人员、精神疾病患者；(3)PDQ－4+中部分条目需进一步修订，如:29、41条目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很强的社会赞许性；(4)被调查人群为民族地区的青少年学生，其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下成长，民族地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民族聚居地传统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对青少年个性特点、认知发展、品德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3.3边疆民族地区汉族青少年样本在PDQ－4+各分量表结果与社会人口学变量的关系本研究显示，分裂样型、分裂型、反社会型、边缘型、回避型、依赖型、抑郁型分量表男女间差异明显。与陈燕芬的研究不同，我们认为是民族地区对性别的认可程度不一，被调查者父母也受到当地民族文化思想的熏陶，在子女的教育、养育中会或多或少的流露出来，并且男女两性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不同。性别研究表明，女生家庭的矛盾性显著高于男生，男生家庭的控制性显著高于女生。男女生对家庭环境评价存在差异。
有研究发现，人格障碍患病率与年收入成反比，年收入1万美元以下者人格障碍患病率为13.0%，年收入1～2万美元者患病率为8.5%，2万美元以上者为8.6%；另有观察发现，低社会阶层地区的人格障碍患病率较高社会阶层地区高3倍。但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结构与中学生人格障碍间不存在相关性。与国内其他研究不同，究其原因是边疆地区经济较内地落后，贫富差距没有内地明显，不同家庭间整体经济水平大致相同；其次，近些年国家的惠民*策、西部大开发等提高了大众生活、收入水平；最后则是随着边疆地区物质生活的不断满足，人们越来越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