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为了避免心理治疗理论界普遍使用的道德中立语言，而开始参考“被道德原则所塑造的心理治疗”观点。让我们假定存在一个道德基础，可以作为心理治疗的积极的目标。玛丽·尼古拉斯（MaryNicholas）设想了以下五种原则或美德：正义、平等主义、诚信、利他主义以及责任。她指出，科学的唯物论、个人主义和实证主义会妨碍人们在治疗中认真对待这些美德。
尼古拉斯开篇就举了一个例子。一位来访者用一大笔现金来支付他的治疗费。治疗师尼古拉斯怀疑他是个*贩，她的督导建议她面质他的不道德行为。然而，令尼古拉斯吃惊的是，来访者接受她对自己贩*的担忧。对于多数当代治疗师，在治疗处理中，最首要的任务是改善来访者的情感表达，帮助其自由和自主性的实践，以及发展其适应策略、自我感知和成长。
然而，尼古拉斯认为，治疗是一个来访者的重新道德化的过程。它可以帮助他们理解适当和不适当的内疚之间的差异。如果来访者曾触犯了某些个人或社区的守则，在治疗中让他为其行为负责任可能会引发其内疚感。这样可能会导致来访者需要祈求宽恕，然后做出补偿。尼古拉斯报告了一个项目：让越战老兵从事公共服务，通过这样的机会来面对战争的影响。
例如，团体治疗在传统上就鼓励发展平等主义、利他主义和坦诚。治疗把来访者的美德剖面改变得更美好——增强被忽略了的德性，使偏颇的部分变得平衡，且把这些德行的表现均匀体现在私人和公共场合。做不到认真对待道德领域的成长，治疗师就会被连累进去。对于一个艾滋病*呈阳性，且进行无保护性行为的来访者，尼古拉斯来自道义的愤怒是很适当的回应。
尼古拉斯觉得困扰的是治疗师把治疗上的问题主要看成心理问题，而不是还有逾越道德的可能。试想一位母亲在女儿要嫁给她不认可的人之后，改变遗嘱。尼古拉斯认为母亲破坏了她原本顺理成章地对女儿继承财产的承诺。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治疗师应当鼓励来访者为自己的不义之举负道德责任。
尼古拉斯认为道德问题与许多病症有相关性，但并不能说明品行败坏直接导致了病理症状的出现。她承认生物和文化环境因素对心理病症的作用，但也提出在处理抑郁症时，必须注意到新型的自恋症状。那些有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来访者之所以在理想化和诋毁他人的两极间来回摆动，正是因为多年以来担心被遗弃或被控制。其症状可能包括情绪解离、暴怒、偏执以及恐惧性焦虑。
所有的这些心理倾向和症状，都使得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不容易活出美好善良，因为他倾向于把自己的问题不公平地归咎于别人（公义问题），他完全不知不觉别人的感受和需要（欠缺利他主义精神）、违背承诺（不负责任）、动辄表现出优于别人并羞辱别人（破坏平等），还常常提供和事实极端矛盾且不准确的信息（不诚实）。
尼古拉斯坚信，治疗不止培养自由和平等的关系，它还可以孕育善良。治疗可以使被压迫的来访者鼓起勇气去面对压迫。治疗必须是对真理的一种求索、对生活的一种追寻和一种日益增长的爱的勇气。当来访者张手行善时，有道德的治疗师由衷喜悦，毫不掩饰。治疗师所追求的不是道德上的中立而是公平、富有同情心、道德上敏感，且善于鼓励。他可以帮助来访者不以自己的心理疾病为借口而行恶。尼古拉斯引用精神病医生理查德·鲁宾（RichardRubin）的话说：
我用两个假设作为开始：归根究底，比起权力，爱是一种境界更高的互动；而与宇宙取得和谐与平衡的生活，要比起试图与万物分离和/或尝试控制万物更好。
我并不想以此劝诱别人。而我的为人处事会受此影响，我不断地质疑。例如，如果有人说，“我的目标是权力和钱”，我就说，“为什么你想得到权力？它会给你什么？你想在什么事上得到权力？为什么？”一直追问下去直到他们的信念瓦解，这时他们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想要的其实是更高境界的关系——爱。如果他们都挣扎着去赢得、去操控、去报复，追问后我总能发现，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那挣扎之后的和谐美满。
我用我的信念帮助他们对自身的困难提出质疑，帮助他们澄清自己的哲学立场；虽然我鲜少会说出自己的哲学，但是，几乎无可避免地，他们的想法似乎总会向我描述的方向改变。我不相信这是由于我引导他们到那里，而是当人们挣扎于生活的目标和意义时，这些结论多多少少其实不可避免。
尼古拉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她展示了道德如何在理解病理和指导心理治疗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同意她的论断：美德存在于由私人到公众的连续系统里面。她坚持认为美德必须不断体现在个人、关系、家庭、社会和全世界各个层面之中。此外，她把道德视作人格框架理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但赞同，且要强调一个人必须保持公共与个人道德的内外一致——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心理治疗师。
虽然我们同意尼古拉斯的许多论点，但我们也有所保留。现代社会所急需的道德责任（如肤浅的治疗中）所用的规则形式不仅与环境无关，且脱离了宗教个别性。来访者的信仰由纠正其民族道德的基础主义道德观来评估测量——而且有时这样的事的确发生。在这个治疗模型中，道德基础主义就是全部的可能性。
正义就是把治疗师与来访者二元对话所代表的两个社群的道德做个平均。这种道德的浅薄形式——基础主义——也许是根源于治疗师自己的文化圈里所蕴藏的高度道德性，也或许是来自治疗师和来访者同时处于的文化里面，在危机或混乱的时刻可以派上用场。诚然，有时治疗师唯一能够利用来敦促来访者改变的就是一点点浅薄的基础主义道德信念。
尼古拉斯的方法是简单地设想这五种美德为实。我们并不知道它们的意思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否有共识，以及在不同宗教种族团体中它们是否仍有相同的含义。这些道德原则的合理性建立在标准的康德道德哲学基础上。如此一来，她的做法反映了在自由社会里解决道德冲突的手段——阐明有理性者皆可认识且认同的权利与义务。
她同意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Kohlberg）所称，作为道德原则的正义是跨文化的，但也批评他未能涵盖她所强调的其他美德，忽视道德发展的社会语境中的情感性，在对道德的理解中忘记了叙事的重要性。她原则性的道德观反映了一种深厚的道德，这种道德来自启蒙传统里的自由民主精神。浅薄原则的治疗掩盖了蕴含在西方自由主义理想中的深厚道德和文化设想。虽然我们赞赏她对治疗伦理的